上海十万知青赴新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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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需回顾一下“上山下乡”的历史，因为人们总是把过剩人口输送到地广人稀待开发地区的正常必要的国家移民与文革中的防修反修、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山下山运动，混为一谈，混淆了“支边青年”、“知识青年”的内涵，以至有了“青春无悔”、“荒废青春”之类的邪说。

“上山下乡”是50年代末，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党和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一项措施。在1957年10月颁布的《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案》这一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到了“下乡上山”，并把它作为城镇知识青年就业、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一条途径。1965年以后，因强调开发和建设好山区才被改提为“上山下乡”。直到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得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的发表，则对业已重新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到了特殊的推波助澜作用，接着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此后几天里，《人民日报》等报刊连续大量报道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毛泽东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哄而起，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上山下乡的一个更大、更新的高潮，于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开始了，上山下乡已不再是单纯的移民问题了，变成历史上空前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客观地讲“上山下乡”遭到后人诟讥，不在政策本身，而在其运动形式，此前的“下乡上山”确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困难和边远地区农业土地开发不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在 1968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本来把一个就业问题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而“支边青年”这个说法是从1962年后，也就是“大饥荒”刚过去，上海市按“王柯协议”对口支援新疆，发起“支援边疆、建设边疆”热潮，至文革为止，每年按计划向兵团输送数万青年学生（那时也叫社会青年，意指那些无业的初、高中毕业生），“支边青年”方成为时代语言。继上海之后，社会青年较多的一些大中城市，如武汉、杭州、温州、天津也以“支援边疆、建设边疆”名义组织过成批青年学生移民到兵团农场就业。在1968年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得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的发表后，“知识青年”这个词代替“支边青年”并流行起来。文革结束后的中共中央【1978】74号文件《批转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把1966年以前解决城市就业到农场工作的支边青年和知青问题衔接联系了起来，中央74号文件规定：凡是1961年以来，全国各大城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均享受知识青年政策。

1959年-1961年，由于"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和"大跃进运动"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错误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大饥荒。"三年困难时期"后，196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为内容的“八字方针”，并提出一系列经济、人口和就业的政策。1962年10月又召开各大区“农林办”及各省、市、自治区主管部门负责人举行“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的汇报会议”，同时成立了“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首次将动员城镇社会青年上山下乡的就业安置工作纳入国家计划，并明确将其作为长期性工作，有计划有组织的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由此拉开帷幕。

1963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六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上，周恩来第一次提出把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并要求各大区及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及编制安置计划。

上海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对经济作了重大调整，对一些企业进行了撤并和外迁。因此，上海精简职工30多万人。同时上海每年面临9万多初、高中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和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社会青年达12万多人。当时，关于安排城市社会青年和未升学就业的学生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上山下乡、二是城市就业、三是组织自学……但城市就业、组织自学两条途径远不足以化解城镇中社会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因此，上山下乡是当时这一代人必不可免的选择。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上海因在原籍地已无法安排每年达12万多人初、高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的就业问题，而新疆由于受当时机械化水平的限制，扩大耕地主要是靠劳动力的增加，且各行各业百业待兴，急需劳动力。1962年11月，农垦部部长王震与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商议，三年内在上海动员11万16—35周岁的青年，到新疆参加兵团建设。1963年4月28日，市劳动局提出3年内动员11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赴新疆的计划，并于5月2日向农垦部和市委正式呈交了《关于动员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生产建设的报告》。1963年6月4日，中共上海市委下发第55号文批转同意由市劳动局党组等四个单位关于关于动员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工作意见报告，望各区委、县委、党委、党组按照执行。《批示》指出“动员上海青年去外地参加农业建设、参加各地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压缩本市人口的一个重要措施，而且是本市今后安排青年就业的主要方向，这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运动从此在上海全市范围内大张旗鼓的展开。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上海市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运动不得不推迟暂时停止，1966年10月26日最后一批上海知识青年出发赴新疆。

当时去新疆安排就业的上海青年学生大约有三类人：一类是家庭经济条件好学习也很好的，为理想而去新疆；一类是学习成绩不好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的，想去新疆参加工作给家里减轻经济负担；还有一类是学习成绩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阶级的出身产生很大压力，为了改变政治地位而去新疆，大多数新疆知青属于后两类人。上海知青固然有少数政治上一贯积极自愿报名支边的分子，但更多的还是在没有做好充分思想准备情况下被运用各种手段动员出来的，“无法选择自己出生，可以选择参加革命”，实际上，这种现在看来非理性的选择远不是完全出于自愿，有些出身不好的尖子生当时被通知不准升高中只有去新疆一条路。但问他们去新疆的动机，回答惊人的一致：响应号召。

1963年7月—1966年7月，三年内共动员10万余名上海知青来到新疆，其中安置在兵团的9.7万人，安置在地方的3000多人（如：达坂城的柴窝堡、阿克苏地区的拜城等地）。当年上海到新疆农场去的知识青年，许多人充其量只有初中甚至小学的水平，他们尽管被冠以“知识”的名号，其实知识少得可怜，但在当时确实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些。

在兵团的97048人（包括1961年的2460名“半工半读”生），分配到南疆6.16万人，其中,一师的45402人（含1963年1月，先期到达的 462人）。占兵团总数的47.2%。王震说，要给农一师多分一些，因为农一师的底子是三五九旅，有培养人的条件，有好传统，好作风带这些青年。早在1961年9月，一师的塔里木农垦大学，在上海招生382人。截至1966年7月，上海知青和上海学生，在一师共计45784人。到一师的上海知青，来自上海的10个区和10个县，其中大多数来自卢湾、静安、虹口、普陀、徐汇、长宁6个区。上海知青中，大学生198人，占0.44%；高中生9005人，占19.83%；初中生18610人，占41%；小学生13089人，占28.83%。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38岁。当时要求多分一些女青年到一师，但不能超过55%。实际上，到一师的女青年仅占44.4%。

纪录片《军垦战歌》里有这样激昂的女声解说：“中华儿女，志在四方。上海几万青年高唱战歌到塔里木去，到人烟稀少的亘古荒原去!”

当10万上海知识青年相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满怀豪情踏上参加新疆建设的革命征程后，随着火车的一路西行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却是大漠的荒凉和贫瘠，真正体会到“西城玉门关，两眼泪不干”的深切含义。

经过长达十余天的一路颠簸终于到达目的地时，“映入上海知识青年们的眼帘的是刚刚建立起来的连队——几乎是莽莽戈壁滩上建立起来的布满碱斑的绿色孤岛，营房就是那些大小不一、杂乱无章、房顶长满杂草的地窝子，偶尔有几间土坯垒起来的泥房子。只有几条蜿蜒四射但尘土像面粉一样能淹没脚脖的土路，透露着此地与外界尚有某种联系的信息。这与他们想象中由整齐的营房、飘扬的军旗、嘹亮的军号声构成的军旅生活完全不是一回事。”

经过几天的短暂休整，上海知识青年们很快就编入班、排接受“准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和承受天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农业劳动。当时一师正大举开发塔里木，朝气蓬勃的上海知青就像一股强大的新鲜血液，注入到一师成为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促进塔里木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

1964年5月和10月，王震先后两次到一师，第一次住了15天，第二次住了16天，主要是了解一师对上海知青的安置情况和存在的困难。王震每到一个团场，先召集上海青年座谈，动员上海知青向老同志学习，学习老同志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发扬三五九旅南泥湾大生产的精神，要求上海知青树立扎根塔里木，建设塔里木的信心。王震对上海知青说，农一师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这里是一座不毕业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王震说，有一首维吾尔族的歌唱得好，阿克苏的大米好，很好的吃抓饭，要很好的吃抓饭，就要很好的生产，很好地办农场。当时，一师正处在艰苦创业的时期，大多数职工住的是地窝子，吃得是粗粮，细粮只有20%。王震对一师师长林海清说，所有机关人员要多吃些玉米，让上海青年多吃些细粮。上海知青来自大城市，老同志住地窝子，让上海青年住平房。为了活跃文化生活，一师还成立了越剧团，越剧团经常到团场巡回演出。

1964年10月4日，王震到三团视察，问三团政委王无逸,“你们团有没有上海青年当连长的”。回答说：“他们刚来，年纪又轻”。王震问：“你多大岁数当连长的”。王无逸说：“20来岁”。王震接着说：“对啊，你20岁能当连长，人家就不能当。你们的师长林海清，19岁当连长，25岁当团长。我们要注意培养接班人，就像种庄稼一样，一茬接一茬，要防止青黄不接，要随时提拔一些优秀上海青年，到领导岗位上来。1965年初，21岁的应奋，是三团第一个提升为连长的上海女青年，也是一师第一个担任连长的上海女青年。当时，应奋被一师誉为“红柳姑娘”。

刀耕火种与饥饿

这些来自黄浦江边上的年轻人，从没见过那么广大的荒地和田野，他们手握坎土曼，眼前望不到头的土地实在是让人发愁。上海青年开始在广阔天地磨炼自己，改造地球，人人力争上游。从来没有握过锄头把子的上海青年，手上逐渐生出了老茧，也把坎土曼使唤得得心应手了。在当时的纪录片《军垦战歌》里，也正是这样表达的：“拿住，年轻人，这是改造大自然的武器，当然也就是革命的武器。”

在上海青年的记忆中，到团场以后最初的磨炼是刻骨铭心的。印象最深的，好像都是那些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比如清早的敲钟，比如原始的工具。当没有别的路可以逃避的时候，无论你是多么的脆弱，无论劳动强度和生活条件有多么难以承受，都必须靠自己去面对。这就是从上海学生到兵团农工，必须经历的过程。

用那时候老职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说，任何人来到这里，都得过三关：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

一位男知青回忆当年开荒的情形：半夜两点，一阵哨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黑暗中一群身穿大棉袄，腰带上插着砍头镘的知青排队走向地头。许多人的棉袄都露着棉花。连长走在队伍前边，在寂静的夜色中带头高唱“我是一个兵”。到了地头，排长去地里量地分配活儿，留在地头的知青就都倒头就睡。等排长回来地头不见了人，一看地上躺下一片，都正睡得香呢，排长只得再一个个把大家叫起来。等干到天亮，人们的肚子早都饿得咕咕直叫，就到地头去吃早饭。新疆知青的早饭是萝卜片汤，中饭是萝卜丝，晚饭是萝卜泥，那时新疆没有其它青菜。

由于粮食紧张，正长身体又干强体力活儿的新疆知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半饥饿状态。许多知青中流行用日用品、衣服等换吃的东西。比如，一件毛衣可以换５个包谷。以衣换食还可以“分期付款”，这样可以维持较长的一段时间。说到饥饿的滋味，许多人记忆犹新。一个馒头常常要分成四次吃，还要慢慢地细细咀嚼，以拉长吃东西时的享受。如果能得到一碗包谷面，打上一盆糊糊，一口气就能喝完。有的知青饿得受不了偷偷吃青玉米甚至马料，如果被抓住就会受到严厉的处分。

上海知青回沪探亲，都是几百公斤地往新疆带吃的用的东西，从挂面到洗衣粉、从牛肉干到毛线应有尽有，回上海采购成了知青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大事。

在极端贫乏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人的需求被降得极低：有个知青在一封家书中告诉家长：“今天是三喜临门。一喜是周末可以发一个白面馒头；二喜是晚上有一场电影；三喜是今天是月底５元钱的工资发下来了。”与此相应的是极端贫乏的精神生活，每天晚上都是在油灯下听念报纸，手里包着棉桃。

新疆兵团的管理干部大都是解放初期的复员军人，由于一直在新疆管理劳改犯，就把这套管理方式移植于管理知青上。

当时对知青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去别的农场串门、住宿、乘车都要通行证。由于城乡差别、脑体差别等因素，一些农场管理干部对上海知青在心理上是排斥的，那些思想比较成熟的上海知青更被作为重点改造对象。

《军垦战歌》的解说词对上海青年是这样赞扬与鞭策的：“新来的建设者，你们干得好！你们就是应该这样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两个月亮”的日子

曾经，上海知青在沙漠边缘砍伐千年胡杨，开荒造田，当时以为干了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那时，歌颂四起，还拍了电影什么的。那是毁林造田，以粮为纲的年代，塔里木河沿岸，千年的胡杨倒下了，根深的红柳被挖出来，年轻人在这里没白没黑地战天斗地。

十多年中，砍的是胡杨，烧的是胡杨，连结婚时打造的桌凳床柜也是胡杨木，可以说每天面对的都是胡杨，它是如此造福于人，吃、烧、用都靠它，但是人们反而对胡杨的感觉麻木了。

上海知青们回忆说，他们当年在新疆是刀耕火种，荒原上许多两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树都是他们用斧子一点点挖出来的，然后就是开荒造田。新疆知青用最原始的方式把大片的原始森林开辟成田地，造成原始植被大量消失，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当然这都是后来才意识到的。听说现在又是退耕还林了，用飞机撒种子，沿着塔里木河，过去砍光了，现在全部要种上去，让它自己再长。

新疆知青说，他们在新疆的日子是“两个月亮一个太阳”。每天顶着月亮上工，又顶着月亮下工，在一望无边的戈壁滩上用最原始的方式开荒种地。新疆知青刚去时的工资是每月３元～５元，去了四年后才长到每月３１元５角，这样的工资一直拿了十几年。虽然上海政府拨了一笔钱给知青做安家费，但实际上许多上海知青在刚去的几年中就没有住过房子，过着天当屋顶地当床的日子。情况稍好一点的可以住“地窝子”，是一种在地下挖的类似洞的住处。

那个年月，农场里的生产突击活动特别多，“迎接红五月，大干一百天”、“苦战十天龙口夺粮”、“以实际行动迎国庆”等等。在大田干活，两头不见太阳是常事，这样艰苦的创业并没有给新疆带来繁荣。在上海知青赴新疆的几年中，新疆兵团农场年年都是亏损，中央给新疆兵团的财政补贴是每年２个亿，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新疆的面貌都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

新疆地区雨量很少，要进行农业生产就必须引用高山雪水进行灌溉，热火朝天地修水库、挖大渠、排盐碱，是每年冬天“农闲”季节最艰巨的任务。

在新疆进行农业生产，不仅要喝干旱做斗争，不少地区还要喝盐碱做斗争，那白茫茫的一片，不是深秋的寒霜，也不是严冬的白雪，这是含盐碱很重的土地。面对着这无法种植的大面积的盐碱荒滩，当年军垦战士并不是束手无策，他们要用水把土壤洗淡，大罐小罐二三十次，连续洗灌六七十天，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征服着盐碱，不断改造大自然。就像《军垦战歌》里也提到的：“要在这样的地方种庄稼，谈何容易。在这里常常要做的不是开荒，更谈不上播种，而是先打好田埂，准备洗碱。直到把咸得发苦的土地洗淡，才能种上庄稼。”

重做上海人

继东北知青、云南知青大批返城之后，新疆知青也开始了返城的行动，他们比东北、云南知青早下乡了几年，却不得不花很大周折肯定自己是知青身份不是移民以便有返城权利。

当时上海号召知青去新疆的目的之一是减轻城市人口压力，但几十年后新疆知青返沪时却都带回了几口人。

在那个记忆中异常寒冷的冬天，成千上万的男女知青，从各个偏远的团场走出来，他们顶着风沙，沿着他们亲手修筑的公路或干渠，汇集到阿克苏地委的大楼前。1979年2月24日，新疆农场上海知青赴京上访团出发。但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在北京交涉的52天里，关于他们的身份认定在移民与知青之间，就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其实质还是上海青年有无返城权利的争论。

1980年11月23日，他们开始绝食请愿。1980年12月11日，上海知青请愿大篷车队在穿越天山的途中翻了车，三名知青遇难。同一天，迫于压力，阿克苏地委发出给知青签发户口的232号文件。上海青年人数最集中的农一师农二师率先开始发户口，这意味着，所有希望回城的上海青年都将拿到他们期盼已久的通行证。

新疆单方面决定给上海青年发户口，将大批知青一下子放回，使上海市受到巨大压力，很快被中央制止。据说，新疆兵团的战略地位也是中央决心稳定上海青年的一个特殊理由。

官方签发的户口宣布作废后，上海市表态，不予报进户口，不做工作安排。那些忙着变卖家产准备返城的知青在重挫之下又回到了空空如也的家。

1981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市政府根据国务院指示，在北京举行会议，研究解决新疆农场上海知青问题。会议认为：解决上海知青问题一定要根据中央关于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要方针，从实际出发，既要考虑新疆和上海的具体困难，又要顾全大局，考虑全国的情况，坚决贯彻把大部分上海知青稳定在新疆的方针，防止引起连锁反应，防止再刮起"回城风"，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解决好。

随后上海市规定的新疆知青返沪条件有：接班、病退、双方都是上海籍等，对知青子女返沪也都有相应规定。按照对应的政策，那些户口将细分成所谓的双顶、单顶，或没有工作可顶替的袋袋户口。不少人按照"顶替"等政策陆续回到上海。而不符合条件的上海知青大多继续留在新疆，直到退休。

于是，人生的命运也将划出不同的轨迹。

新疆支边知青的分流从1981年初开始，很短的时间内，上海青年如潮水般离去，到1984年4月，还有近三万多人留了下来，就像被大潮留在了沙滩上，这批知青下乡时间早，年龄大，70年代末，多数已在当地成家立业。家室所累，增加了返城的难度。有些上海知青是与外地知青或当地青年结为姻缘的，不符合返城条件。许多青年虽希望"叶落归根"，但耳闻目睹上海市在住房、就业方面的紧张状况，只好打消了返城的念头。

回城大潮之后，有将近三万多上海知青继续留在了新疆兵团。80年代中期，胡耀邦去新疆阿克苏视察的时候，农一师政治部主任倪豪梅，也是一名上海女知青，代表大家提出，我们一辈子扎根新疆就算了，希望能留个根在上海。胡耀邦当即表示，你们这个要求不过分。后来，专门出台了政策，同意新疆兵团的每户上海知青，包括夫妻一方不是上海人的家庭，安排一个子女回上海落户。条件有三个，第一，要有监护人，第二，年满16岁，第三，初中毕业。这群回到上海的年轻人，他们在上海有个共同的称呼，叫"小新疆"。如果说拥挤的石库门老屋承载着父母对家园的向往，那么这些老屋对生长在宽广大地的"小新疆"们，却成了不堪忍受的记忆，一边是西部的大漠旷野，一边是东部钢筋水泥的城市，这种反差让"小新疆"们感受得特别真切。"小新疆"们从小在新疆长大，出生在哪里，在什么地方成长，总是更怀念那个地方，还是希望回到那样一个地方。新疆在"小新疆"们的记忆里面，新疆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这个情况正好跟上海知青反过来，"小新疆"们认为在新疆好好的吗，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去上海，抱怨为什么跑到上海这么累？太多的不适应，结果可能对"小新疆"们来说就是太多的压抑，有的选择了逃离上海回到新疆，有的甚至酿成了悲剧。

而那些返城上海知青，重新回到了人生的起跑线上，当他们重又回到十几年前出发的地方上海，将会发现，当初一分钱盖一个章就把户口迁出的豪情壮志，换回的是要想重新融入大城市的步履维艰。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新疆知青回到上海时，最年轻的也已接近不惑之年，他们要为房子、工作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奋斗。能顶替接班的是幸运者，多数知青都要自己解决就业问题，不得不在上海街头巷尾卖起了茶叶蛋、青菜等。再次回到人生的起跑线，他们四下看看，新一代已经赶上来，甚至超过去。而他们拿什么与人家竞争、与命运赛跑呢？

经过二十余年的坚持上访，2003年5月7日上海市劳动局发出通知同意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动离岗回沪人员”（公5000余人）与上海市退休职工医疗、退休养老保障政策相“接轨”。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坚持生产或工作岗位的30000余名新疆上海知识青年开始陆续退休并回故乡定居。但由于退休工资低，又享受不到户籍所在地（上海）的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重新回故乡的他们成了繁华都市中的一个最贫困的弱势群体。早在1993年3月，“农一师部分上海知青”就散发《告上海知识青年同胞书》要求兵团、上海两地对退休回沪定居的知识青年在劳保、医疗、住房等方面遇到的困难给予解决。

随着“五.七通知”（即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3年5月7日发出的《关于妥善处理兵团“自动离岗返沪人员”办理社会保险手续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的下发执行，同样以成为“上海市民”的退休回沪新疆上海知识青年于2003年6月中旬起开始上访，要求同 “自动离岗返沪人员”一样享受上海市的退休职工医疗及养老金待遇。

在2007年1月28日，举行的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第一次将“努力解决支援外省市建设退休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保障”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